在阿根廷，並沒有一個主要的富人遊說團體擁有以比索計價的資產。阿根廷的富人持有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無論是在美國或烏拉圭，保存在保險箱中，或是以國內資產如房地產和農業用地的形式，這些資產的價格相對受到通脹的保護，並且實際上是以美元計價的。 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高端房地產可以產生美元流入，並且比一般住房更能保持美元價值。當然，富人擁有的是前者。 而大型企業的主要壓力是希望比索貶值。在可轉換性期間，擁有以美元計價的負債和以比索計價的資產及收益的遊說團體非常重要。那些受益於比索貶值的利益與高額美元負債的交匯，導致了2002年的大貶值，並伴隨著不對稱的貶值，這使得中產階級被困在阿根廷銀行系統中持有美元。 但這種利益結構在2001年後基本上不存在了。自那時以來，中央銀行對於除了擁有美元收益的出口商之外的任何人都保持了對美元借貸的宏觀審慎限制，而今天，阿根廷經濟中的整體信貸水平極低（私營部門信貸約占GDP的15%，而巴西為76%，智利為103%）。此外，與可轉換性期間不同，該國保持著正的淨國際投資頭寸。阿根廷國家是主要的國際債務人，但私營部門則不是。恰恰相反：私營部門持有大量美元。 因此，潛在的利益與25年前相比非常不同。今天的貶值並不會像2001年那樣以系統性的方式威脅企業的償付能力。這意味著反對貶值的商業壓力要弱得多，而為了降低出口成本而要求比索貶值的壓力至少是相等的。 因此，防止比索急劇貶值的主要政治利益並不是富人，而是控制通脹的願望，這是下層和中產階級的重要關切。通脹是米萊在2023年當選的主要原因，而他將通脹降低到更可管理的水平並為經濟決策帶來了一定的可預測性，這也是他所在政黨在去年中期選舉中表現良好的原因。 中下層階級對價格穩定的關注遠超過對出口競爭力的關注，至少在直接意義上。他們因此仍然是可轉換性的主要支持者，即使他們對阿根廷在1990年代末及2000年代初的整體經濟表現感到不滿。 中產階級的比索收入相對於他們的美元資產較高，也受益於更強的比索，因為這意味著進口消費品更便宜以及能夠更多地旅行。事實上，出境與入境旅遊的數字如今在阿根廷是公共討論的主要話題。 這裡的問題是，匯率是阿根廷貨幣政策的一個關鍵傳導機制，由於信貸水平極低和資產美元化程度高，利率遠低於更正常的經濟體，而在不實質上升值的情況下降低通脹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在去通脹和外部平衡之間存在著政治和經濟的權衡，但商業利益和富人是優先考慮後者的分配贏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關心外部平衡，但認為阿根廷的富裕精英是尋求防止貶值的群體並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