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根廷，没有一个主要的富人游说团体持有以比索计价的资产。阿根廷的富人持有美元资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乌拉圭，存放在保险箱中，或者是国内资产，如房地产和农业用地，其价格相对受到通货膨胀的保护，并且实际上是美元化的。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端房地产可以产生美元流入，并且比一般住房更能保持美元价值。当然，富人拥有的是前者。 而大型企业的主要压力是希望比索贬值。在可兑换时期，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团体，持有以美元计价的负债和以比索计价的资产和收益。那些受益于比索贬值的利益与高水平的美元负债的交汇，导致了2002年的大幅贬值，结合了不对称的贬值，最终使中产阶级陷入困境，他们被迫持有阿根廷银行系统内的美元。 但这种利益结构在2001年后基本上不存在。从那时起，中央银行对除了拥有美元收益的出口商以外的任何人实施了宏观审慎的美元借贷限制，而如今，阿根廷经济中的整体信贷水平极低（私营部门信贷约占GDP的15%，而巴西为76%，智利为103%）。此外，与可兑换时期不同，国家保持了正的国际投资净头寸。阿根廷国家是一个主要的国际债务人，但私营部门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私营部门持有大量美元。 因此，潜在的利益与25年前大相径庭。今天的贬值并不会像2001年那样以系统性的方式威胁企业的偿付能力。这意味着反对贬值的商业压力要弱得多，而为了降低出口成本而希望货币贬值的压力至少是相等的。 因此，阻止比索急剧贬值的主要政治利益并不是富人，而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愿望，这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关切。通货膨胀是米莱在2023年当选的主要原因，而他将通货膨胀降低到更可管理的水平，并在经济决策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这也是他在去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良好的原因。 中下层阶级对价格稳定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出口竞争力的关注，至少在直接层面上。他们因此仍然是可兑换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危机期间，他们对阿根廷的整体经济表现也感到不满。 中产阶级的比索收入相对于他们的美元资产相对较高，也从更强的比索中受益，体现在更便宜的进口消费品和更大的旅行能力上。实际上，出境与入境旅游的数字如今在阿根廷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讨论点。 这里的问题是，汇率是阿根廷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传导机制，由于信贷水平极低和资产美元化程度高，利率远低于更正常的经济水平，而在不实际升值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在去通货膨胀和外部平衡之间存在政治和经济的权衡，但优先考虑后者的商业利益和富人是分配上的赢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关注外部平衡，但认为阿根廷的富裕精英是寻求阻止贬值的群体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