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一个群聊中写的一些对经济学领域的不愉快评论：

今年我一直在思考西方世界是如何变得如此功能失调的。以下是我粗略的最佳猜测故事：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强烈禁忌。虽然这个禁忌起初可能是有价值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污染了对种族差异、民族主义甚至智商本身的讨论，以至于连在二战时期看似完全显而易见的真理也变得禁忌。后代没有机制来创造某些事实是正确但有用的禁忌的共同知识——他们只是表现得这些事实是错误的，这导致了任意糟糕的政策（例如，扼杀像智商测试这样的精英招聘流程）。 2. 然而，如果西方（尤其是美国）维持了公正的法治和宪法自由，这些禁忌本可以逐渐失去力量。相反，官僚机构和司法的政治化使它们得以传播。这是由“管理革命”促成的，在此期间，政府官僚机构的范围和权力大幅扩展。部分原因是对世界日益复杂性（以及政府内部各种无能和裙带关系）的合理反应，但实际上它创造了一个管理精英阶层，他们将自己的智力优越视为对被统治人民施加其意识形态的许可。这个阶层通过表明对奢侈信念的承诺来获得地位。由于更荒谬的信念是更难伪造的信号，因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是积极扭曲的（即支持与他们所声明的核心价值观最不一致的事物，如哈马斯）。 3. 在意识形态层面，管理革命是由一种功利主义精神促进的，在这种精神下，技术专长被认为对管理者比对公众的美德或忠诚更为重要。这可能是对一战后对传统精英失去信心的反应。开明的自由主义视角希望维持一种平等的虚构，在这种虚构下，管理者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就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而不是承担与（健康的）等级关系相关的重大特权和责任。 4. 在经济层面，世界大战导致国家对货币的权力集中和金本位的放弃。虽然起初政府试图保持法定货币与金本位货币在相关性上的虚构，但同样没有机制让后代创造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的共同知识。西方国家债务的黑洞将永远无法偿还，造成了经济上的扭曲，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真正应对这一点，因为他们情感上承诺于将西方政府视为“太大而不能倒”。 5. 所有这些逐渐侵蚀了曾经普遍存在的强烈的、部分天生的美德感（以及对有美德之人的尊重）。美德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复制的模因群，激励他人表现出道德行为——例如，高诚信的人会奖励他人表现出诚信。这与利他主义不同，利他主义无论他人的美德如何都会奖励他人。实际上，它往往与利他主义直接对立，因为利他主义者不成比例地偏爱最没有美德的人（因为他们处境更糟）。由于结果主义者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关于利他主义的，因此许多道德哲学实际上削弱了伦理学。现代经济学也是如此，通过暗中引入效用函数代表自私偏好的假设。 6.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快速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这促进了高度不平等的控制机制（例如，少数人控制全球新闻源或人工智能价值观）。坏消息是，这使得意识形态即使在扭曲和内部功能失调时也能传播。好消息是，这使得真正的真理追求和美德合作越来越具杠杆效应。

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到现在我们每周工作15小时。 每位成年人工作的小时数确实大幅下降——但主要是因为现在有更多的学生、退休人员和福利受益者。 如果没有对这些群体的奢侈政府补贴，他会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