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週中，幾個高調的團隊與投資者之間的爭議浮出水面：對歷史上被視為風險資本的工具提出退款式請求，與固定啟動時間表相關的終止條款，結合顧問或費用安排的SAFE以解決估值不匹配，為不同方產生不同流動性時間表的鎖倉結構等等。 乍一看，每個事件看起來都是一次單獨的爭議。不同的投資者、不同的項目、不同的背景。但如果稍微放大一下，它們都指向同一結構性崩潰：我們的激勵系統不再與我們所運作市場的經濟現實對齊。這是一個需要運用第一原則思考的時刻。 如果你剝去個性、截圖和社交媒體上的憤怒循環，你會發現一個簡單的觀察：生態系統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在理性地優化自己的生存，這個系統主要由自利和極少的規則驅動。這不是關於“好”或“壞”行為者的故事，而是關於激勵的故事。 項目正在以創始人在熊市中通常的方式行事：保護資金運行，推遲啟動直到達到某些里程碑，謹慎分配資本，並試圖在過程中不完全放棄整個資本表。 投資者也在履行他們的職責：降低風險，尋求保護，並試圖彌合他們所支付的估值與市場現在願意承認的估值之間的差距。 交易所和做市商同樣在為自己著想：將風險定價，防範波動，並在可行的地方降低風險。 散戶的反應方式與往常一樣：通常在信息較少且比機構參與者承擔更多風險的情況下運作。 這些行為都不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什麼驚人的地方，那就是舊結構持續了多久。SAFE、SAFT、顧問協議、鎖倉，甚至將TGE視為一個獨立的“事件”而不是多階段的連續體的想法——這些都是基於項目啟動、發展和獲得用戶的特定模型而產生的。該模型假設了三個要素：信任、速度和流動性。今天，這三者都比那些模板所預想的要受限得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道德失敗，而是協調失敗。在一個已經悄然轉入生存模式的系統中，博弈論的崩潰。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指責是最簡單但最不有趣的視角。對於任何在這個領域長期建設的人來說，更有用的問題是： 是什麼激勵產生了這些行為，我們如何重新設計它們，以便沒有一方感到被迫用長期信任來換取短期生存？ 在我們誠實地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之前，這些爭議不會是異常現象。它們將是指向一個急需結構重設的行業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