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迈克·格林的文章表达了我的怀疑。现在我也想说，我理解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为什么这么多人与他的观点产生共鸣：国家福利制度及其所有的“收入水平截止”规则可能会产生扭曲的激励，阻碍并实际上似乎惩罚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而偏向于那些通过赚取更少而获得福利的人。 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在学术公共财政文献中有极好的文献记录。事实上，最好的统计因果关系识别工具之一被称为“拐点和缺口”，经济计量学家观察人们在福利截止点附近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行为。我绝不是现状的捍卫者。我认为逐步淘汰的福利规则比那些造成扭曲激励的硬性截止要好得多。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利规则是根据收入水平逐步淘汰的原因。 现在，还有其他考虑因素：实施和采纳的复杂性。有时，如果某个项目的规则变得过于复杂，就会使实施变得困难，阻碍合法参与，同时邀请滥用。我们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通货膨胀冲击，这个问题暴露并加剧了系统的许多缺陷，扭曲了相对价格。商品价格冲击是即时的，并且也会迅速消退。服务价格通过工资调整得更慢，并且受到鲍莫尔生产率病的影响。 我所说的并不是要否认许多人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的存在。相反，我想指出问题的本质并不是“贫困线”急剧上升，而是我们需要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修正，包括劳动市场和城市改革，以提供现代城市生活中变得必不可少的服务，使其变得可负担。“勉强维持生计”并不等同于客观贫困。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上。你可以轻易构想出一个场景，在纽约市，一个由2名成年人和2名孩子组成的家庭即使在20万美元的收入下也会感到挣扎。 现在，自由意志主义者会急于告诉我，问题在于“政府干预”的任何形式。如果我们简单地消除了所有政府干预和福利制度，让自由市场发挥其魔力，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的想象力无法延伸到那样远。我认为我们观察到的许多不平等源于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及其所获得的租金。在一个知识型经济中，最聪明的人可以赚取比不那么聪明的人多得多，因为现代全球经济使得规模的巨大递增回报和网络外部性成为可能，而可交易和无形的物理劳动和商品投入基本上是无限弹性的。 无论如何，考虑到我今天早上看到的@CliffordAsness和@GestaltU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帖子，我只是想补充这一点。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给你们的妈妈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