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事人，我對啤酒價格管制作為一種選舉策略完全沒有異議。 我擔心的是，當我指出這會提高票價時，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政策專家發表了令人尷尬的糟糕分析。

我也質疑這種更大的邏輯："與其在文化問題上採取流行立場，不如通過執行糟糕的經濟政策來補償。" 當這些政策因設計不良而反效果時，這將如何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