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0年代，商人轉行成考古學家的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敢於將荷馬的《伊利亞特》視為真實，並開始挖掘失落的特洛伊城。學術界嘲笑他，堅稱特洛伊純屬神話，施里曼是一個浪漫的傻瓜。但施里曼的鏟子挖到了古特洛伊的遺跡，迫使學者們承認荷馬的青銅時代戰爭是有現實基礎的。 同樣，伊格納茲·塞梅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在1847年觀察到，醫生洗手能大幅減少產褥熱的死亡率。塞梅爾維斯並未受到讚揚，反而遭到同行的抨擊，他的主張冒犯了高級醫生，這被視為對他們未洗手的手傳播無形的“屍體顆粒”的侮辱。 他被迫離開工作，最終進入精神病院，在那裡被看守打死。幾十年後，細菌理論證明了他的正確，但到那時塞梅爾維斯已經去世。這些先例說明了制度惰性和自我意識如何使專家對不符合他們接受的敘事的數據視而不見。